本文图片由AI生成
“二茶”是芥末堆的一则小栏目，它可以有多重意思。一则指二窨茶，即茶叶在相对密闭的环境下进行发酵和蒸热。另一方面，它寓意二人对谈，像品茶一样，细细聊起二手故事，甘苦自知。“预制菜”的话题，公众反应激烈。人们担心的，不只是味道和营养，而是日常会不会在看不见的地方被简化、被替代。
教育里，也有类似的“预制”。同样的课件、同样的解法、同样的成果。孩子们在一条条隐形的流水线上，被要求交付一个又一个“完美作品”。探索、失败和偶然，逐渐被排除。
这并不是新鲜现象。只是，当它被命名为“预制课”时，人们才意识到，它正在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现实。
于是我们想问：谁在定义“预制课”？课堂的真实气息去了哪里？教师的角色变成了什么？围绕这些问题，我和一位00后教育创业者，展开了一次长谈。
展开剩余91%一、谁来定义？边界之争左希：到底什么算“预制课”？是录播课、是微课，还是那些被提前打包好的教学资源？
翟建勋：不止这些。在我看来，更关键的是逻辑。如果一门课，把学习的路径和结果都固定下来，不允许孩子有自己的探索和失败，那就是“预制”。
左希：比如你常说的机器人课程。老师先搭一个样板，学生照着复刻，最后赛场上清一色的同款机型。
翟建勋：对。其实像流水线。所有原材料，不管高矮胖瘦、酸甜苦辣通通送上同一条流水线。老师甚至会害怕孩子产生想法，因为一旦卡住失败，会影响体验感，进而影响续费。孩子们比的，不是想象力，而是操作的熟练度。那些变量、意外和独创，全都被排除在外。
左希：那这样理解，录播课算“预制”吗？
翟建勋：录播课只是一种形式。它是不是“预制”，要看有没有余地给学生自己生长。如果老师讲解的内容只剩下“正确答案”，那就还是“预制”。但如果录播课能留下空隙，让学生去质疑、去实践，那它就未必是。
左希：所以“预制课”不是一个单纯的产品，而是一种教育方式的隐喻。强调的是“确定性”。
翟建勋：对。确定的路径、确定的答案、确定的成果。看似高效，但牺牲了学习本该具备的不确定性。
左希：换句话说，它的边界并不局限在校外培训或某类新型课程里。应试教育里的标准化解法，甚至大学课堂里一成不变的PPT，也可以被理解为“预制”。预制课的逻辑，是交付一个成品。
翟建勋：是的。“预制课”之所以大行其道，是因为它的底层逻辑迎合了人们最原始的焦虑。三十个孩子用同样的材料包，跟着同一张说明书，拼出三十辆一模一样的小车，最后比谁快，谁就算学得好。教育里的很多场景，其实早已和“预制菜”如出一辙。教育正在被打包成一份方便食品。
二、课堂的“锅气”去哪了？左希：常听到有人说“菜有菜味，锅有锅气”。在我们熟悉的课堂上，那个“锅气”去哪了？
翟建勋：锅气一定是真实的，可以看到、可以闻到，能直接触发大脑。我见过太多学了两三年开发板的孩子，到现在连正负极都不敢徒手接，更不知道接反意味着什么。孩子的手没有犯错，但他们的大脑也被隔绝了。
左希：你是Z世代的教育创业者。如果回顾成长，你的学习记忆里，还有哪些“锅气”？
翟建勋：我是2001年出生的，在上海读书。2014年开始参加DI创新思维赛和OM头脑奥林匹克。那时的环境很单纯，大家就是因为兴趣去创造。初中开始接触，到高中、大学都在打比赛。可以说，我就是在“锅气”里成长起来的。
左希：那是个“众创”的年代，创客、PBL、STEAM、Maker Faire还都是新鲜词。
翟建勋：今年六月，我在车上刷到芥末堆那篇《创客十年，一个词语的消亡史》，立刻靠边停车看完。虽然十年前我才十四岁，但记得很清楚，大家的方式很直接，很简单，不像现在总要挂靠“高科技”的名义。
左希：从创客到创业者，你的体感更立体。
翟建勋：是的。那时因为一个点子去写剧本、拍视频、研究蒙太奇手法，成片出来后反复观看。那种因为热爱而入迷的感觉，那种沉浸感，就是课堂的“锅气”。真实，不可替代。今天的课堂正被设计得越来越安全、标准、可控。正是这些条件，把“锅气”一点点熄灭了。锅气的消失，不是因为孩子失去了兴趣，而是因为课堂被做成了真空包装。
三、教师变成谁？身份的异化左希：你最初是一个小创客，后来变成了教育创业者。角色在转变，你看待课堂的方式也在改变。
翟建勋：2019年暑假，我在上海一家STEAM展会公司实习，被一家叫“野猪拱拱”的团队吸引。他们展示的都是手搓的娃娃机、纸板小车。那时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，原材料往往比套件更有吸引力。上大学后，我和伙伴们开始带学生打比赛，一年能带六七个队。毕业后，我凭着一股劲做C端，在上海一个火葬场后门租了70平米的小屋，既是创客空间，也是寝室。每天打地铺，半夜醒来能看到空地上刮龙卷风，也会遇到黄鼠狼和小螃蟹。疫情期间，学校停课，账上只剩50块钱，饿得受不了才掏10块去买两袋方便面，把开水灌进袋子里吃。
左希：的确有些窘迫。
翟建勋：最窘迫的时候只能靠小红书和视频号招十个学生，才有了第一笔26万的启动资金。那时我更加清楚，我想守护的不是某种升学路径，而是一个孩子找到自己热爱的可能。无论他将来想做工程师、科学家还是艺术家，甚至只喜欢打螺丝，我都希望他们能用创造力保持不被束缚，学会独立思考、解决问题，做一个有血有肉、有温度的人。
左希：如果用美食做比喻，那就是保护人的味觉，对酸甜苦辣咸和复杂风味的感知。但实际上，教师的身份正在改变。某些地方要求教师统一用电子教案，禁止改动；一些培训公司“明星讲师录播，基层教师只放课件”。教师从“厨师”变成“热菜工”，从创造者变成执行者。
翟建勋：在科创教育里尤为明显。比如课题成果。原本应该由孩子基于兴趣和学科提出问题，通过科学手段去落地。但很多机构是提前准备好一个课题，直接丢给孩子，甚至拿一个现成的装置让孩子反推。这样的答辩，不只是孩子心虚，连老师都心虚。
左希：科创老师成了比赛里的“枪手”，提前预制好了成品。
翟建勋：背后其实是两种教育观的对立：“预制课”把科创当升学工具，“有锅气的课”把热爱当生命真谛。毁掉孩子科创天赋的，从来不是缺资源，而是三种思维：第一是成果论，必须拿奖才算成功；第二是替代论，老师代做，学生挂名；第三是速成论，机构宣传“三天搞定白名单竞赛”，但真正的研究往往要几十个小时的无用实验。
左希：一些厨师坚决不在外面吃饭，一些农人坚决不吃自家种的菜养的鸡，因为他们知道那些食物会危害身体健康。对教育者来说，又有哪些妥协和坚持？
翟建勋：我认识很多很厉害的老师，十个里八个都是满腔热血进来的。每年都有无数家庭和孩子，在这种成果逻辑下付出努力，却得不到回报，也压垮了许多老师。老师不再是创造者，而是流水线上的执行者。他们被磨平了。
四、为什么预制课有市场？左希：如果问题早就显而易见，为什么预制课还是有市场？
翟建勋：最直接的原因是家长需要确定性。成果要看得见，才觉得钱花得值。
左希：比如你说过的那个博士妈妈？
翟建勋：对。我遇到过一位生物博士的妈妈，她焦虑的不是孩子热爱科创，而是怎么劝孩子放弃。她觉得不如多刷题。我问她：“您的工作是您热爱的吗？”她说不是。那就很好理解了，没有经历过热爱，就更难理解热爱的价值。
左希：所以家长要的不是探索，而是一个稳妥的结果。
翟建勋：是的。我们的体系容错率太低，一旦走偏，就很难托底。家长就更愿意押注在标准答案上。我曾经在课堂上给两个孩子完全相同的材料。小A成绩很好，很快按参考案例做出一个自动浇花器，又快又标准；小B平时爱瞎琢磨，完全不理我的范例，捣鼓了半天，做出来一个奇形怪状的装置。我问他是什么，他说：“这是一个能自动给流浪猫投喂的机器，因为我们小区的小橘猫胆子小，人一靠近就跑。”
左希：在标准化逻辑下，小A的作品会被认可，小B的会被忽视。
翟建勋：对。教育市场就这样奖励小A，惩罚小B。世界当然需要高效执行的人，但更需要那个心里装着流浪猫，愿意用笨拙却善意的方式解决非标准问题的人。现实是，市场更愿意为小A的行为买单。
左希：评价标准就是导向。教育在奖励什么，就会塑造出什么样的人。家长的焦虑是一方面，供给端是不是也在推波助澜？
翟建勋：没错。机构更喜欢“预制课”。因为标准化最容易复制，成本低，老师也好培训，交付更稳定。续费逻辑就是成果逻辑。看得见的作品、成绩和奖项，才方便当做卖点。
左希：所以问题的根源是，家长买的不是教育，而是一份可复制的确定性。
翟建勋：我14岁那年参加的第一个比赛是DI（创新思维大赛），它现在不在白名单里了，但我仍然觉得它特别好。需要做道具，融合创意、故事和协作，再用表演呈现。当时老师也不懂，就陪我们琢磨，甚至把他女儿的玩具车拆了来改造。我们还想出了“电机推动去，肥皂滑动回”的小设计。那种自由的创造力，如今却越来越难在市场逻辑里留下位置。
五、谁在推高预制课？左希：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明显感觉到这种“预制课”变多了？
翟建勋：大概是2021年。有一个模糊的分水岭。我去过上海的一家STEAM机构，他们每节课都会在门口对家长说：今天孩子学了什么，做了什么实验。家长听着很满意，觉得孩子收获满满。但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老师塞进去的，孩子自己并没有经历探究的过程。
左希：所以表面是收获，本质是“交付”。
翟建勋：我见过不少孩子，学了两三年机器人或编程，却只会在预制好的环境里操作。一旦脱离套件或特定软件，他们就完全停摆。学习被固化成依赖。
左希：这并不是自然发生的，而是多重力量的合谋。市场需要降本增效，资本需要复制扩张，政策需要统一合规，监管也要便于追踪。
翟建勋：没错。我认识的很多同行私下说，他们已经减少了B端和G端的合作。他们以前做入校项目，往往要给校方佣金，20%到30%是行业潜规则。等预算真落到老师手里，一节课只值15块钱。
左希：所以才会有一波又一波的“运动式”建设。流行MOOC的时候就翻转课堂，流行创客的时候就上马空间和器材，流行AI的时候又一股脑做小模型。一纸文件就能带动一波潮流，但留下的往往是闲置设备。
翟建勋：我听过一个领导说，“3D打印已经过时了，你还搞3D打印就不对。”他们太看重短期结果。今年出不了成绩，明年就换供应商。真正需要细水长流的东西，根本长不出来。
左希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机构转向C端，试着去寻找愿意“慢下来”的家庭。
翟建勋：白名单赛事出来以后，上下游链条型的产业模式迅速成型。很多原本喜欢创客的孩子正在一点点退出，因为他们面对的对手，往往不是同龄人，而是有多年经验的成年人。这是致命的打击。在这种逻辑里，教育逐渐被做成一台“算法的炒菜机”，设定好参数，原料从一端进去，另一端就能源源不断产出统一的成果。
左希：AI的加入会让这台机器运转得更快。它能把课程切成碎片，自动生成练习，实时追踪学生的表现。看上去精准高效，越是高效，越容易把教育压缩成一个可控的流程。
翟建勋：对。效率最大化，本来是资本和平台的偏好。AI只是把它推到极致。但真正的教育，从来不是效率问题。
六、教育的另一种可能左希：如果预制课已经成了常态，还有没有别的可能？
翟建勋：有。教育必须留出变量。孩子需要允许犯错，需要经历意外。真正的创造力，不是从昂贵的套件和刷不完的题库里长出来的，而是藏在那些废纸板小车、泡沫船和纸板投石机里。笨拙却有生命力。
左希：失败和不完备，本来就是生活的常态。教育的意义，不是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，而是让人学会在不确定里摸索。
翟建勋：我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。家庭普通，父母离异，应试成绩也不算出众。是科创像一道光，把我拉出来，让我相信即使一穷二白，也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这种信念，比任何奖励都重要。
左希：如果让孩子相信“我和理想无关、和价值无关、和思想无关、和人类心灵的复杂性无关”，那才是教育最深的悲哀。
翟建勋：是的。我见过太多孩子，从小有想法，后来像一根火柴一样，越烧越短。最后他们觉得什么都没意义，成了“空心人”。这是系统熄灭了他们心里的火苗。
左希：所以非预制的可能，不只是教学方式，而是关乎人如何理解自己。在这个充满矛盾的社会里，孩子才更需要这样的滋养。
翟建勋：但问题是，好的教育正在变成稀缺品。如果预制课成为主流，“手工教育”“工匠课堂”可能反而成了奢侈品。
左希：这也是你为什么选择去做自媒体？
翟建勋：去年12月，我因为对一些套件和比赛潜规则的反感，就开了账号。第一条视频讲AI比赛的混乱，结果意外爆火。很多家长加我，问有没有线上课。后来我干脆办了个小沙龙，原本计划七个家庭，结果来了二十五个。那一刻我意识到：还是有人在寻找“锅气”。
左希：所以你们在极简的条件里，坚持创造空间。
翟建勋：对。300块买个取暖器，在寒冷房间里录课。没有启动资金，就靠小红书、视频号一点点招来学生。现在我们有三百多学员，也找到了一些愿意“慢下来”的家庭。他们不在乎标准答案，而是希望孩子去找到自己的热爱。
左希：教育的意义，也许就在这里。不是交付成果，而是陪伴孩子找到热爱。
翟建勋：是的。有的孩子喜欢鸟，我们就研究帮助鸟类的装置；有的孩子喜欢动漫，我们就做可穿戴的大翅膀。创造不是被规定的技能，而是个人的表达。
左希：如果要搭建一个最有“锅气”的场景，你会做什么？
翟建勋：理想的场景是创客马拉松。不限材质，不限形式，没有指定目标。创意、应用方式、观点表达，都可以成为评价的维度。那种创作本质上无法标准化，也永远不可能被预制。教育若想保留锅气，就必须先学会接受不可控。而这是预制逻辑最无法容忍的。
发布于：河南省伯乐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